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機構最近又下修全球成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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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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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世界經濟缺乏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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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經濟體的前景甚至迅速轉為晦暗。美國過去兩季成長率平均只有1%;歐元區多數國家的潛在成長率仍低於1%;日本「安倍經濟學」漸失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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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瀕臨衰退;英國經濟籠罩在脫歐公投的不確定性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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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暫緩招聘和資本支出;加拿大、澳洲、挪威等已開發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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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面臨商品價格低迷。新興市場也好不到哪裡去。金磚五國(BRIC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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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和俄羅斯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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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成長幾乎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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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歷結構性減緩,僅印度相對表現尚可。更糟的是,不論是先進還是新興經濟體,潛在成長率都已下降。政府與民間債台高築正抑制支出,特別是提振成長所需的資本支出。這意味生產力成長減緩。與此同時,人口老化正衝擊已開發經濟體及中、俄、韓等新興經濟體。所得與財富不均惡化,使全球儲蓄過剩加劇(對應全球投資陡降)。隨著所得重新分配,從勞力流向資本,也從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所得家庭,流向邊際儲蓄傾向較高的高所得家庭與企業。再者,景氣下滑循環拖長,可能導致更低的趨勢成長率。經濟學家稱之為「遲滯」(hysteresis):長期失業侵蝕勞工的技能和人力資本;且因創新伴隨著新資本商品,因此低投資導致生產力成長持續下降。在這麼多因素拖慢潛在成長率的同時,提振成長所需的結構性改革卻不足,在先進或新興經濟體皆然,原因是推動結構改革必須立即付出代價,成果卻要到中長期才顯現,使反對改革者占上風。此外,痛苦的去槓桿化過程仍在進行中,意味民間與公共支出勢必降低。政策組合也不理想,多數先進經濟體採取財政撙節,太仰賴非傳統貨幣政策提振成長,但這種政策的效果正遞減,甚至招致反效果。沒有政治上簡單可行的方案,能解決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去槓桿化需要時間,撤離非傳統貨幣政策也非易事,而財政刺激仍因高負債和撙節政策而施展不開。因此,目前仍可能無法脫離IMF所謂的「新平庸」(new mediocre)、桑默斯(Larry Summers)所謂的「長期停滯」,或中國人所謂的「新常態」。(作者Nouriel Roubini是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