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發展始終缺乏政府有力方針及顯著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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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出自領導人執事無心於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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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大多用缺乏大格局與專業深度的文化主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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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文化建設的延宕與今日亂象。文化是人類內在心靈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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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國防外交等外在事務可比擬；政府應以「文化底蘊」重擬基礎教育與文化之圭臬與實務。筆者多年著力推行文化公共事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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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與張繼高先生將表演藝術文化稅率從三十三％降至二％以下；廿多年前與多位賢達催生「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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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實施至今。爾後又擔當陳水扁及馬英九總統的國策顧問。陳總統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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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文化獻策、賦稅改革、修憲、環保與經建等議題。當時為促進北中南文化均衡發展，亦參與「衛武營」、「南北流行音樂中心」建設案，後交文建會方得成局。於馬總統首次資政與國策顧問聯席會，筆者提建築大師貝聿銘意將此生最後一件文化建築獻給台灣，馬總統當場屬意「台北愛樂廳」，卻遭郝龍斌以不符採購法而推翻。我與郭為藩先生建議中研院增設藝術文化院士，此建言卻以「藝術不需要院士」而夭折。我與漢寶德先生主張「文化創意產業條款」實施方針應以文化為主，創意與產業為輔，如今成果不彰，兩百億的預算幾全軍覆沒，執政者反其道而行的結果閹割了文創產業的靈魂。眾多文化議題中，筆者僅舉文化發展與硬體設施關係為引。與台灣最具競爭性的韓國，去年九月公布的單項音樂劇，產值率達到一三○○場次／三二五九億韓元；可觀成果的關鍵來自演出場地倍量的建置。台灣音樂劇一年不到五十場演出，產值不足一億，是長期缺乏高功能／座位量演出場地的結果。一九七六年漢城僅六個場地，台北彼時有七個，現今首爾已有六十座而台北僅十一座，全台尚不足五十座。一九五六年東京僅有十五個場地，如今已達二一五座；體育設施有一六八個足球場及二六八個棒球場，均可提供大型演出；日本全國有三二二八個演出場所，可謂世上設施密度最高的國家。中國從一九九○年後迅速增建兩千餘座，其中一五○座以十至五十億人民幣不等經費建造成國際級高功能場地；其餘兩千座為社教性或專業場地（中國約三千兩百個職業團隊），廿五年來已投注三兆新台幣在硬體設施上，全中國未來將達成六千座場所的建設。習近平為開闢中國影業的藍海，任內將增建五千以上電影屏幕。相較飛速建設的鄰國，台北體育場和足球場已被郝市長更改使用，僅剩小巨蛋，而具指標性的台北大巨蛋命運未卜；然韓國雖歷經總統暗殺和貪腐等動盪，文化建設卻是一刻未曾停歇。筆者謹以一文化老農，期許新領政者能迅建文化場所，將每年文化預算增至一千兩百億，敦請有遠見、有魄力、有能力的高手引領新文化政策，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共勉，耕耘台灣文化的新藍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