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長蘇建榮日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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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我國租稅負擔率從13%提高到15%；他特別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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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在意的是稅制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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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以擴大稅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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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稅收得以隨經濟成長而增加。蘇部長似乎是近年來第一位敢明確對社會宣示「加稅」目標的財政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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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有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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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讓人為他捏把冷汗。近30年來各級政府財政捉襟見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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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連連，債台高築，未償債務餘額超過6兆以上。欲維護政府財政健全，首須設法償還債務；欲償還債務，首須減少財政赤字；欲減少赤字，首須確實履行開源節流措施。惟開源將增加人民負擔，節流則影響政府服務效能，不論開源或節流固然皆可達降低赤字之效，但政策上孰輕孰重，財政部應掌握收支結構特色與赤字發生根源，妥為研析與判斷。 我國從1990年後，財政狀況出現結構性的變化，收支失衡問題更加惡化。然而，為解決赤字，究應採增加收入（開源）或減少支出（節流）手段，一直是個困擾。或許可透過政府歲入與歲出因果關係的檢驗來做探討與判斷。根據實證分析，我國近30年的歲出皆非常明顯的呈現單方且正向影響歲入的結果，這表示若政府單方削減支出，則國家財政收入也會隨之減少，從而使得改善赤字的效果大打折扣。換言之，要解決現階段赤字問題，財政部的職責（開源）比行政院主計總處（節流）更為重要且有效。為長遠規劃擴大稅基事宜，蘇部長提出三大改革方向：其一，通盤檢討綜所稅扣除項目與金額，合理化調整扣除制度；其二，配合全球網路交易蓬勃發展，重新檢討數位經濟課稅；其三，運用大數據分析研究經濟活動，協助掌握新稅源。同樣是擴大稅基，前二者著重的是對現行既有稅基的檢討，將漏失或被侵蝕的稅基彌補回來；最後一類則是針對新經濟行為，開拓潛在的新增稅基，其意義與隱含的挑戰與前二者截然不同。首先，有關全面盤點綜所稅扣除額方面，其中個別扣除部分，除應增加一些能切實反映社會需求的新扣除項目（例如長照費用）外，亦應同時檢討既有個別扣除金額與方式的合理性。前者如儲蓄投資特別扣除上限27萬元，以年率2%計算，納稅人存款須高達1，350萬元以上，才得以全額享用，似乎過於圖利高所得者；後者則如列舉扣除額中之購屋借款利息，雖規定每年扣除以30萬元為限，但因「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使得有儲蓄又有購屋借款的高所得者，最多可享受最高達57萬元的扣除，完全違背了當時規定此二扣除項目須相互抵銷的立法原意。財政部應修法將之改正為，「申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限額內』減除」。至於整體扣除部分，則應大膽採用「扣除總額上限機制」，以改善稅負分配公平性並增加財源。其次，隨著數位經濟活動益發熱絡與多樣，對以實體交易為設計基礎的傳統課稅制度，構成巨大的衝擊與挑戰。歐盟2018年曾提出改革方案，主要有二，一為重新建立一可以充分反映使用者貢獻度（user-based）差異的公司所得稅制，另一為強化現行稅制對某些常見的逃漏稅數位經濟活動之課稅效果。後者雖然只是個補救措施，卻較為務實，值得財政部列為優先選項，儘速全面盤整各種數位經濟活動並依逃漏稅嚴重程度列出改革順序，取消網購進口2，000元以下免營業稅即是好的開始。最後，大數據時代來臨，財政部擁有最完整的所得、交易、財產等課稅資料，若能活用，不但可相互勾稽、防止逃漏，更能開拓新稅源。為免流於空言，財政部應為此特別編列專款預算，結合財稅學者、大數據分析專家與財政資料中心共同合作，致力追蹤經濟活動的細節脈絡，進而創造出能擴大稅基掌握稅源的新課稅模式。若能如此，蘇部長射出的三支箭才有成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