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審理太陽花學運民眾控告警察執法如同殺人未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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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檢察官應展開全面刑事調查究責。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法院審理太陽花學運民眾控告警察執法如同殺人未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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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判台北市警察局前局長黃昇勇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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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指部分員警殘留把人民當作敵人的威權體制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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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比例原則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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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檢察官應展開全面刑事調查究責，此舉似乎逾越了法官身為法律人，應謹守證據為先分際。其實，警察在脫序的陳抗現場，無法判斷何種驅離手段是最佳方案，判決認定警察施暴事件卻罔顧現場狀況變化的不可預測性，也顯示法官對警察缺乏同樣行使司法權的同理心。 審理太陽花案的合議庭認為，人民受到國家權力侵害時，國家有協助補救、回復的義務，並要求檢察官應調查、追訴打人的基層員警。事實上，司法警察執行陳抗活動維安勤務時，於混亂的現場只能靠工作經驗作初步判斷去執法，別無他途。警察出勤將違法群眾自集會遊行的禁區驅離，行使的是司法警察權，基本上與法官行使的是類似權力。法官坐在法檯上審案，對於同樣身為執法者的警察來說，有沒有考慮到第一線員警在群眾運動中工作的危險性？是否對同樣行使司法權的警察保有一顆同理心？或自認是上位的執法者、進而無視警察執勤的安全？行政院廣場是集會遊行禁制區，法律有明文規定，警察其實對各種突發狀況，第一時間無法確認陳抗群眾會有何種反應、舉措，甚至是否會被攻擊，當然更沒有機會判斷陳抗者的行為有無法律上的可責性、有無阻卻違法的事由。太陽花學運攻占行政院的陳抗活動，除有群眾破壞拒馬，也有人闖入院長辦公室，民眾的陳抗後來究竟該不該被論罪或處罰？最終是由檢察官、法官去作法律的把關與認定，而在陳抗現場，第一線警察執法的自由意志並不多，他們只能聽指令辦事，目標一致將踩進紅線內的群眾驅離。誠如許多基層員警所說，如果他們殘留把人民當作敵人的威權體制思維，為何當警察也被年改時，他們仍依法行政執行驅離？法官可以有自己的對事件成因的看法，但若把個人看法載入判決作出建議，理應有相當的事物佐證，而非天馬行空的個人認知與推論，否則當法官高舉正義與人權大旗時，又把依法執勤員警的人權置於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