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院裁定永豐金董座何壽川等三人收押禁見。記者楊萬雲/攝影 分享 facebook 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因為不當貸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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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人檢舉後由金管會移送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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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收押禁見。這是近年台灣著名家族老闆被收押的首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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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出數十年來台灣金融監理之始終未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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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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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值得檢討。台灣不少知名企業是家族企業。家族企業首重家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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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放在家族之後思考是常態，故其公司治理不易上軌道。這些公司治理不佳的家族企業一旦染指金融事業，則往往將銀行視為自家金庫；銀行原本應對提款、放款、紓困、鑑價、承銷、擔保等業務保持中立，但一遇「自己人」就自動轉彎。從早年的王玉雲、王又曾到扁政府時代的中信等金融機構，再到最近的永豐何家，問題層出不斷，公司治理機制形同虛設。可見，台灣金融業的監理治理制度還有極大的改善空間。金融業由於向大眾吸收存款，財務槓桿大，又涉及金融秩序，因此國家應課予較大的管制。這次何壽川的案子，即適用《金融控股公司法》五十四條，由金管會撤銷其經理人職務。這個規定看似嚴厲，但在台灣卻是無牙老虎，原因是，台灣有全球僅見的「法人代表制」，因此一旦何壽川或哪個家族成員甲被解職，只要另派甲妻或心腹接任法人代表，即輕鬆過關。而且，被解職的人連辦公室都不必搬，繼續以「義工」或「顧問」名義垂簾聽政，該法形同虛設。第二個常為人詬病的公司治理問題，則是「獨立董事」。這是台灣抄自其他國家改善公司治理的制度規範，但衡諸實際情況，台灣的獨董角色一向受到質疑。獨董的年薪酬勞動輒數百萬或千萬，對於任何人都是誘惑。因此家族企業要尋找所謂「獨立」董事，通常會找「不要過問太多」的人擔任。多數家族企業要聘獨董，其對象絕對不會是像台積電所聘的如施振榮、Fiorina那種真正不受管束的獨董，而是家族熟識的老朋友或老闆的同學，乃至門神或酬庸之輩。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只是以董監酬勞為代價迴避了公司法的約束，豈可能有所謂公司治理之改善？另外一個銀行公司治理的未解環節，則是「產金分離」。產金分離意指經營實體產業者，不可以同時經營金融機構。如果某甲同時經營實體企業並擁有金融機構的股票，則此人只能是金融股票的股利收取人，但是不能對金融機構的營運有任何實質參與。從總體經濟穩定的角度觀之，「產金分離」能有效隔離跨業之間的系統風險傳染。從公司治理的角度觀之，產金分離也能阻斷實體業者將銀行視為「私人金庫」的念頭。但令人遺憾的是，台灣的金融業者十之八九是大事業集團的「總裁」或「教主」；不少人可能未曾思考過「產」與「金」分離之利，他們的公司治理願景可能也就以私利為先了。最後一個影響台灣金融業上軌道的環節，則是政商掛勾。扁政府時代有荒腔走板的「二次金改」，政府大搖大擺地將國家金融機構以詭異的條件「賣」給家族財團，迄今有些官司尚懸而未決。國民黨執政時期的部長、副院長、主委等，則在退休後毫不避諱地出任各家金控的獨董或所謂「最高顧問」，在扮演特殊的門神角色。這麼複雜綿密的政商關係，恐怕是政府改善金融監理最大的障礙。就「法人代表制架空金控法五十四條」或「產金分離」淪為空話而言，都曾見諸藍綠智庫的檢討報告，但迄無任何政黨提出認真的修法提案。要說這背後沒有複雜的政商影響，其誰能信！永豐金控的弊案，凸顯了台灣金融監理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絕對是台灣經濟提升的阻力，其嚴重性恐怕遠大於公教年金破產。台灣的金融監理問題已經久病纏身，它需要真正具「前瞻性」的「轉型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