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來的美中貿易戰始終沒有止息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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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各界開始認真評估演變成持久戰的可能性與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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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美國總統川普的民意支持度依舊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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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有持續對中國施壓的政治資本。但掀起貿易戰對美國是否為聰明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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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輿論多半抱持質疑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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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基於經濟學理論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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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則是過往經驗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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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貿易戰得利的例子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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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代價往往超乎想像。先就經濟學理論來看，國際間的貿易活動雖可讓交易雙方透過專業分工的方式，使生產效率極大化，進而提升雙方所能消費的財貨數量，卻也會衍生產業外移與勞工失業問題等副作用。此時，理應透過所得重分配的機制加以調和，但執政者常將其視為損害國家利益的嚴重威脅，遂掀起貿易戰等政治手段因應，導致兩國生產效率受到貿易壁壘所抑制，也使貿易雙方的福祉降低，可謂百害而無一利。 再就近代美國幾次貿易戰而言，除了1980年代雷根政府與日本間的貿易衝突外，其餘幾次都以失敗收場。19世紀末，美國為了保障本國金屬與羊毛產業，曾對加拿大啟動關稅戰爭，加拿大也調高美國的農產品進口關稅，做為報復。這場俗稱為麥金萊關稅（McKinley Tariff）的貿易戰，在短短數年間，令美國對加拿大的農產品出口數量砍半，國內物價也因關稅墊高生產成本而飆升。與此同時，加拿大轉向強化與英國的貿易關係，使未曾捲入美加爭端的英國成為最大受益者。時至20世紀30年代，胡佛政府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啟動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提高逾2萬種產品的進口關稅，且以歐洲國家為主要對象。歐洲國家自然回以報復性關稅，造成美國進出口雙雙銳減過半，不僅使工業產能過剩問題惡化，更催生了之後的經濟大蕭條。相對地，蘇聯則適時承接美國流失的市場，讓歐洲國家與蘇聯間的貿易額大幅成長。最終，美國不僅未能從中獲得任何好處，還讓最大敵人坐享漁翁之利，顯見貿易戰或許能嘉惠被保護的產業，但其他經濟或政治層面付出代價卻更大，實為得不償失的最佳例證。既然如此，為何川普敢於一試？或許與他偏愛師法雷根有關。畢竟，雷根主政時期對日本施壓，使日本自發性的實施汽車出口限額，乃是美國貿易戰史上的少見勝利。因此，以川普為首的保護主義者認為，美國可仿效過去經驗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其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問題。然而，當年美日貿易衝突沒有演變至兩敗俱傷的局面，主要是雙方都有所讓步，亦即美國最終並未對日本輸出的汽車課稅，而日本則自發性的限制汽車出口數量，使美日雙方實際地針對貿易不對等現象，進行經濟利益的重分配。但過去美日間的妥協範本看似成功，卻絕難複製在當前的美中貿易爭端上，原因在於當年日本並非僅著眼於貿易利益，更有美日安保條約的考量。也就是說，政治利益才是日本決定讓步的真正主因。類如今年歐盟決定降低美國汽車關稅，促使歐美貿易對抗休兵的情形。換言之，川普想打贏美中貿易戰，絕對需要對手「配合演出」。但當前美中之間並不存在如美日或美歐般的同盟關係，遑論美國以國安之名發動貿易戰，等同將經濟對抗轉化為政治衝突，更讓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北京政府勢難妥協。有趣的是，今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IMF）所做的情境分析指出，若美中貿易戰持續升溫，反而會讓有轉單效應的日本、歐盟等國家經濟成長加快，重演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歷史戲碼。至於同樣未捲入紛爭、有轉單效應的台灣，是能如IMF預期亦分得若干漁翁之利，抑或因兩岸經貿關係緊密，遭受池魚之殃，仍需視美中貿易戰後續發展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