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可指某事物不受限制、可以取得、但也易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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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義常適用於貿易、投資和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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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一向是結構性經濟變革的驅動力。結構性變革有利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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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必須在抽象的開放原則與具體的措施之間力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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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縮變革產生的負面影響。借助於學術研究和歷史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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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者可明智因應這項挑戰。以北歐已開發小國的經驗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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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國家常傾向開放，不然就得被迫讓國內經濟中可貿易部門過度多元化以滿足內需，但這會加諸過高的成本，因國內市場狹小，有礙在技術、產品開發和製造方面達到規模經濟。對外開放更凸顯投資強化人力資本與社會安全網的政治與經濟必要性。社會安全政策對專精某領域的小型經濟體倍加重要，因為若某個可貿易部門遭外部衝擊，可能連累整個經濟體。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等中小型經濟體曾實施保護主義政策，導致可貿易部門過度多元化。但隨著國際貿易和專精化程度加深，國內製品相對於進口貨的價格高得令消費者負擔不起。1980年代和1990年代，這三國開始開放市場，經歷艱辛的結構轉型後，生產力隨之提升，也嘉惠人民和消費者。但取得適當平衡非易事。加、澳、紐都是天然資源豐富國，易患「荷蘭病」，即某一強大的資本密集產業推升本國幣值、傷害其他產業。經濟多元化不足一直引起關切，因為容易受制於全球大宗商品市場波動。結構性變革是改善動態效率所需，但同時也需政策配套，以確定投資和經濟活動是基於相對優勢，而非一時的「以鄰為壑」機制。由於供給面調整通常既緩慢、痛苦且代價高昂，若無必要不該貿然為之。開放型經濟體若在結構變革上遭遇重大的制度或政治障礙，表現可能欠佳。今日許多開放的經濟體未能適應新的技術和貿易型態，原因就在此。決策者往往試圖阻止變革發生，雖能保護現有產業和工作於一時，卻大大遏阻投資，終會傷害成長與就業。結構改革若要成功，須伴隨社會安全改革，且改革順序也很重要。一般而言，政府應先實施財政和投資導向的政策，待經濟成長有進展後，再推行結構性改革，有助減輕政治阻力。（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S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