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課〉之6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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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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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我就是要把四年級打下來!」這句耳語不知為何越傳越烈。恐慌與黑暗的情緒又向我襲來。
世代的仇恨從未如此凶猛,四年級到底造了什麼罪孽,讓人如此痛恨?他們的父母未必不傳統,老一點的是生長在民國初年的老骨董,跟孩子根本是兩個時代的人,像我爸,民國十七年出生(不算老),受完整的日本教育,滿腦子武士精神,連看《台北人》都是日文版,還是我強迫他看的,他只看NHK,日文書籍,寫信都是毛筆字,這樣的父母早就放棄溝通,還好留學熱潮捲走他們的孩子,連吵架的機會都沒有,沒留學的也紛紛北上求學找工作,還是赴京科考的老觀念。
四年級完整地生長在戒嚴與威權體制下,奇怪的最懂得如何獲得權力,他們都有漂亮的學歷,拿過一些獎,有一群愛護他們的長輩,一大堆捧著他們的朋友,很早就坐大位,開跑車,過雅痞生活,而且大位一坐數十年不下來,的確讓人討厭。
主要是資源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到五年級已覺得辛苦,怎麼都是單打獨鬥,一個過得比一個慘啊。
戰後第二代的四年級,既沒經過戰亂,連文學論戰也沒打過,只能說是後論戰世代,而非後現代,小時候可能物質較缺乏,長大恰逢經濟起飛,像坐直升機般飛上天,又是豪宅,又是名牌,出國像逛夜市,資源真的都被他們用光了嗎?
我的作家朋友從三年級到七年級都有,三年級猶有古風,溫良恭儉讓,連背後說人都是好話:四年級則各式各樣都有,有隱居在山林的,開私塾班的,有大編輯,小編公務員,有沒沒無名的,有文化局長,更多的在學院或國外,其他不熟;五年級作家,現在文壇正以他們為中堅,他們寫作特別早,成名也早,只因一路苦練(苦戀)過來,對寫作具有敬業精神,對前輩與傳統也很尊重;六年級作家,較憤世嫉俗,偏偏對金錢與包裝很有概念,他們已經很少讀經典作品,各哈各的;七年級愛美愛吃,好勝好鬥,是拿獎高手。
到底是哪一世代的人對四年級最為仇視,想都想得出來。把別人打下來,自己就坐得上去嗎?真坐上去,坐得穩嗎?如果已經坐大位的人說這種話更不妥。
文學已經從花園變成盆栽,已經夠受到排擠限縮,還自己人打自己人,好比賈府已是空殼子,雖是百足之蟲,也非要自家子打打殺殺才滅得了。
每個時代都有少數好過的人,大多數不好過的人,團結力量大,不就是鄉民理念。
四年級編過幾本好刊物,《文訊》、《聯文》、《印刻》、《當代》、《文學界》……,他們從文學雜誌興茂的年代走過來,紀錄了那個年代的文學風華,他們有滿肚子的故事並知道文學典範是什麼,好好地說出來,將斷裂的縫補起來,這也是應當的回饋。
再者,不要老談那些個出一本書,得到三個老婆,一個工作的話了,不,說反了,是一個老婆,三個工作(說這話沒惡意,只是自我提醒)。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火燒到屁股還要喊以前多涼快嗎?
年紀正當熟年的四年級,不要那麼快喊早退,學學李喬退休後寫出《寒夜三部曲》,陳映真快七十還寫《忠孝公園》,李渝也新作不斷,或者掀起一場文學革命吧!四年級生學生廣眾,影響力大,卻無戰鬥力,生活太安逸之故。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價值崩毀,倫理失序,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他們要的文學需關懷社會與人權,文字不多修飾,技巧不那麼重要,一個個要求寫實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誰願意出來,誰有資格出來,誰?誰?誰?
文青又回頭讀俄國小說與波赫士(害我全集不全),我有個學生因抗議時打扮成孝女白琴,讓電視記者掉到水溝裡,一時引人注目,他八年級,文學系學生卻常坐到街道上,他讀很多小說與詩,寫一點小說,卻不愛上課,他代表著新一代的某種典型,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只聽命於文學。
因此我對文學的未來不悲觀,文學常在悲觀中開出新的花朵。
我也要贖自己的罪,曾經答應過的為受刑人義務演講,及開徒弟班,效法我的老師,能教多老就多老,寫到死在桌上最好,我教不動就要我的學生們教,教室在太母山下,東港溪畔。
體制內的大學會逐漸泡沫化,體制外的教學或自學將逐漸取代,或兼容並包,學園嘛,春秋與希臘時代就有,沒有圍牆,沒有校規,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孔子弟子有七十二賢人,我覺得卑微地不知如何說,教書三十年,掐指算算頂多十來個可以期待的(有些實不敢稱師),賢不賢還有待時間考驗,一個人總要教出一賢人吧。
我們不要跟日本,歐美比,就說拉丁美洲吧,他們的文學爆炸大家大多是二三年級,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大多數出生在1940、1950、1960年代,許多作家在文學爆炸末期就已很活躍了,這跟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大將,後來成為後鄉土中堅作家很像,如陳映真、王拓、葉石濤、宋澤萊……。拉美的何塞·多諾索同時參與了前後兩場文學運動,他的小說《淫穢的夜鳥》(1970),被視作「文學爆炸的經典作品之一」。爆炸時期的主要作家富恩特斯、賈西亞·馬奎斯和巴爾加斯·略薩在爆炸時期結束後還繼續發燒。但後爆炸時期的文學與爆炸時期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以男性大師為主,後者則有女性作家(伊莎貝爾·阿連德、路易莎·巴倫蘇埃拉和艾琳娜·波尼亞托沃斯卡)的出線,我們在鄉土論戰之後也出了幾個四年級重要女作家。再者,更重要的是後爆炸時期的作家反對爆炸時期過於鮮明的菁英主義,產生一種更樸實更易懂的風格並回歸寫實主義。
什麼是菁英主義,大家應該懂,它的對面即是大眾主義,三、四年級作家沒那麼菁英,也不鄙棄大眾,只是太嚴肅了。
寫實主義著重的是歷史與典型人物,我不完全喜歡張三順、李大娘與一塊田一間破房的故事,但寫實主義確實不應該完全放棄。
晚年的米蘭昆德拉提到幽默感,他要的幽默感是拉伯雷似地,連工人也會發笑的故事,這就是要讓大眾的笑與菁英的笑沒有兩樣,現代人喜歡笑,好笑的固然笑,不好笑的也笑,看影片要能發笑,連歌曲也要能笑,重點是他們需要笑來化解高壓,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
奇怪的是米蘭提到歷史,他不是要終結歷史,盡其所能地展現新意嗎?他提的歷史到底是什麼啊︰
偉大的作品只能誕生於他們所屬藝術的歷史中,同時參與這個歷史。只有在歷史中,人們才能抓得住什麼是新的,什麼是重複的,什麼是發明,什麼是模仿。換言之,只有在歷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為人們得以甄別並珍重的價值而存在。對於藝術來說,我認為沒有比墜落在它的歷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為它必定是墜落在再也發現不了美學價值的混沌之中。
米蘭昆德拉所講的歷史是新歷史觀,在早期他也是歐洲白人中心的歷史主義者,流放之後,注意到東方與中東,這些過去西方認為是世界邊緣的地方,他提到魯西迪的《魔鬼詩篇》及其他小說,是「小說的熱帶化處理」,也可說是「一種放縱的文化」的表現,也就是說我們要尊重自己所處的歷史與文化特色,以及最切身的處境,文學傳統的可貴且不能斷裂。這讓我想到南方,那塊熱帶的土地。
回想八○年代,哦,令人懷念的爆炸年代,那時沒有文青這個標籤,但文學人多愛馬奎斯、卡爾維諾、聶魯達……,搞運動的愛馬庫色、傅柯…‥,搞劇場的愛葛羅托斯基、亞陶,經濟大好,看報人口數百萬、文學出版有四大、四小,林燿德、黃凡、張大春正要出風頭,文學多元百花齊放,彼時人有更多的不滿,集中在威權體制的壓迫與壓抑,八○年代的文學是一個小高峰,之後慢慢降下來,不,應該說很快,只是大家緊緊抓住那美好的,殊不知凡美好的最短暫。
在這世紀初基化的年代,陽剛的大書寫已不流行,男同的聲音拔高,女性與拉子的聲音相對弱小,異男還在調整聲腔,我覺得很MAN的四年級男性還是要出來,四年級女性作家有不少人已停筆,太早了,他們是不是也被暗夜的「惡聲」嚇壞了?
到底誰要怕誰?,